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丿dea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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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10-18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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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”
“很多家庭对待抑郁症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”2月中旬，北京安定医院，一名主任医师提到。
刘颖父母离异，父亲常年忙于生意，自小，她的爷爷奶奶负责照顾起居。
“我爸在物质上没有少过我的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有一段时间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。”家庭父母角色的缺失，让刘颖在家和在外是两个样子。在外她呼朋引伴，乐观开朗，可回到家里却变得沉默寡言，极少开口。
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，曾希望大学时代快点儿到来。
但在她就读的那所知名大学里，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，“太压抑了，简直就是高三复读班加强版。”
繁难的课业、实验将她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，回到宿舍，舍友少有交流，都在挑灯夜读。她喘不过气来，有时课上，她拿本心理学的书籍看，会被同学投来异样眼光。
她睡不着觉，有时彻夜翻看心理学的书和帖子，但都没能给自己的痛苦找出答案，一天夜里，她请求回到宿舍的室友抱抱她，并试着问“你觉得我正常吗？我是不是有问题？”
这个举动吓坏了室友，她们觉得她“想太多、不正常”。
她想了很多缓解情绪的法子，家境优越的她去香港、新加坡游学，却不见好转。
2012年冬天，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，刘颖强烈要求父亲带她去看医生，经安贞医院检查后，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。
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，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。
刘颖的自杀行为，是重度抑郁症典型的反应。中华医学会《精神医学新进展》提供的数据表明，10%-15%的抑郁症患者都会选择自杀死亡。
她的父亲慌了手脚，整整四个月，以往见不到人的父亲每天都会专门安排看病行程，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，带着她去了北京所有有精神科的医院。
做心理测试，中医号脉，做脑部针灸，甚至领着刘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、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，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，重新粉刷了墙壁，托熟人请了大师在黄布上写字，用朱砂画符，严令女儿随身携带。
除此之外，她一天要吃数十粒西药，再喝中药。
但刘颖的情形时好时坏，回到学校就有复发倾向。
目前，她已休学2次，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。
戒不掉的催眠
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，杨思明一直以为，自己是神经衰弱，伴随着失眠、头痛。
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，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。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，他就买回健脑片每天吃。
“对于抑郁症，多数人的认识还非常肤浅。”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介绍，目前全国有超过9000万人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。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%，换言之，即80%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，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，只有不到3%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。
直到2003年，快被熬疯的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，才第一次知道，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。
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，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，残汁沾到了手上。
抑郁症、心理治疗，这些词从这辈子没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，有另一番沉重。
直至今日，说起儿子的病，母亲的回忆仍是“好好的学就不上了”。关于抑郁症，她只知道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，她会和邻居家老年痴呆的病混起来说。
杨思明的妻子这么多年也没搞清楚丈夫的病，这个农妇是结婚后才知道他有病。
她只想好好过日子。村里比谁家房子盖得高，她就借了13万元盖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门。
她想，盖起新房，丈夫的病也许就好了。结果，房子盖起了，杨思明的病还没好。
她又想，生个儿子就好了。现在，儿子出生快2年了，病还没好。
杨思明觉得一切都无从疏解，于他而言，抑郁的痛苦难以言喻，“没有经历过的人，不会懂”。
“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，他说我不懂，那我就是不懂嘛。”妻子委屈得哭了。她放下手里的活，陪他四处看病。
为了治疗抑郁症，他借了700元钱坐一天一夜的硬座到北京看病，钱仅够回家的路费，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，却没有买到。
他想要去做心理咨询，运城市里一小时500元的价格让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续。而同样性质的咨询，北京私人专家一小时300-400元，安定医院医保范围内20分钟只需20元。
生活层层重担下，杨思明一个月仍需花600-700元的药钱，去太原看一次病，他花去了7000多元。
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(有镇静催眠的作用，长期服用有依赖性)，长达8年。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，可他已经戒不掉了。
“你脑袋被驴踢了吧！”
每个抑郁症患者都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，却常常被外界的猜测打回原形。
石浩居住的小区里，没有人知道他得了抑郁症，他与父亲都极力回避，有时，他们会绕开邻里之间的闲谈。
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，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记者时说，这是“网上认识的朋友”。
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，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，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，却迸不出一句招呼。
通往村子的路颠簸荡尘，但村子里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，开着私家车。本不闭塞的村庄，对精神类疾病却谈之色变。
杨思明所在的村子，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。仰赖着黄土地，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。
他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。得病后，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，村里人叫他斗地主、打麻将，他不敢去。
有时他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，可是一手顶好的牌，被他打烂，嘴快的同村人脱口而出，“你脑袋被驴踢了吧！”
事实上，在过去的18年里，经历过一次治疗，杨思明都会觉得自己“好了”，但没隔几天，他又背着行囊从运城的工地溜回村庄。
杨思明习惯把摩托车油加满，加足马力，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，漫无目的地疾驰。风吹打着头发，他有一瞬觉得，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。
过年，石浩被催婚了。家里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，毕竟已经30出头。石浩曾花1万多元钱，在婚恋网站上找对象。半年的时间，见了30多个，大多数情况是姑娘看不上他。
3年前，他养了一只折耳猫，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。更多时候，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，对着猫说话。一度，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，即使毫无睡意，也会慢慢挨过。
刘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，躺在床上，天花板凑巧砸下，然后生命结束。到现在，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，“命是我自己决定的，我想死于死亡本身。”
日暮，杨思明结束了一天的农活，坐在大棚上，抬眼看着夕阳西垂，一语不发。
地头里，他用手机放着他最喜欢的歌——《稳稳的幸福》。“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。在不安的深夜，能有个归宿……”
“稳稳的幸福太难了”，他说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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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6-6-1 09:18: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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